性指天地之性，降落到人、物之上的是气质之性。
而小人无是，无由以为恶。今曰：‘一阴一阳者，阴阳未交，而物未生，‘廓然无一物，不可谓之无有者，道之似也，然则，道果何物乎？此皆不知道之所以为道，而欲以虚无寂灭之学，揣摹而言之，故其说如此。
6〈孟子论〉，载于《苏轼文集》，第97页。这一对立的实质，是要为欲望的无节制提供一个制衡的支点。在苏轼看来，荀、扬求异之论，与孟子不善于立论有关：子思之书，皆圣人之微言笃论，孟子得之而不善用之，……故夫二子之为异论者，皆孟子之过也。其道始于至粗，而极于至精。苏轼的人性论思想，可以最终归结在他对《系辞》成性存存，道义之门这句话的注释中：性所以成道而存存也。
10人性必须是所有人共有的本性，无论对圣人还是小人，都是普适性的。23以声和闻来比喻道和性，是极富意趣的：一方面，声是某种客观的存在，另一方面，没有闻这一人的主观接受性的参与，声也不成其为声。）这些说法都细致入微，为颜山农思想的研究别开生面。
）针对陆陇其，陈先生说：陆陇其强调实行实学，反对空谈心性，反对太极玄想，要求使学问向人的道德实践方面发展，表现出他与早期朱学的差别，可以说他是属于清初理学内部的实践派。）王门后学钱德洪、王畿、邹东廓、罗念庵、罗近溪等人都是讲会的热情参与者和组织者。）从这个意义上说，《传习录》和《钱绪山行状》中有关天泉问答的内容均出自钱绪山、王龙溪本人的记述，故其史料价值较高，而《天泉证道纪》则处于龙溪门人的纂辑，故不可信用，不得作为天泉证道的史料。在其中，就内容而言，龙溪等人组织的讲会更专注于阳明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可以说属于精英的讲会。
因而它们不仅仅是理学家的个人交游，更具有积极的文化功能与社会功能。陈先生对阳明佚文所做的这些辑佚工作，开启了海内外搜集阳明佚文的热潮。
（《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第335-336页。摘要：陈来先生在明清儒学方面的卓越贡献，以《宋明理学》、《有无之境》、《诠释与重建》三书为代表，其价值已经得到了学界一致推崇。）总的来说，陈先生在该文中认为韦伯强调宗教伦理对于人们的心理约束能力，而不是理论的教义以及一般的世俗行为及心态。（《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第410-411页。
针对陆世仪，陈先生说：从其他方面的思想来看，他（陆世仪）对王学的批评、对朱熹哲学所作的修正中所表现出来的气本论倾向，都无不与他的整个反虚入实的思想倾向联系在一起。第三类则是关于明代心学文献的考辨、辑佚的工作，主要体现在对甘泉、阳明文献的研究中。（三）所谓‘心体（即纯粹意识）的呈现。这些规矩从伦理学的角度说，克制的训练有助于道德行为的养成。
另外，《遗言录》中还有关于理气与动静的很多说法，也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 《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第495页。
当然，这一切都必须建立在对文献史料的全面掌握、客观而科学的分析研究基础之上，否则就会造成游谈无根的现象，其研究难以对现有学术积累有所贡献，也就难以获得国际学术社群的认可。关于方以智的方法论，陈先生用无对待在有对待中加以概括，指出方以智方法论具有辩证的因素，但其中也包含形而上学的内容。
另外，陈先生也关注思想与社会的互动，以阳明后学知识人的会讲活动为例，来考察思想传播与社会活动之间的关系。钱德洪既是阳明年谱的编订者，也是今本《传习录》卷下的编订者，今本《传习录》卷下载有钱德洪的跋文，其中即提到《遗言录》。），其目标是追求一种精神境界。事实上，阳明学话语的建立、扩展及在明中后期对整个社会文化的笼罩，正是通过推行会讲、讲会的形式得以实现的。《稽山承语》因为是阳明弟子朱得之所录阳明晚年语录，故其中的很多材料可以用来研究阳明晚年思想，其中一条有关心与物、心与理的材料，记述比《传习录》下的一条语录更为详尽，可以补充今本《传习录》之不足。），即韦伯对中国宗教特别是儒教的很多论断是着眼于儒家精英阶层的伦理心态，并没有如其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的做法，将目光投向儒教中与《基督教指南》等小册子类似的蒙学读物，因此在其方法论上存在不一致之处。
《方以智的本体论与方法论》一文，写于1984年，该文虽受唯物主义哲学史观的影响，运用了唯物主义、唯心主义、辩证法、形而上学等范畴分析方以智的哲学思想，但就具体的内容而言，则完全是建立在对方以智思想文献的客观了解的基础上，对方以智哲学的重要概念命题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主要研究宋明理学及近现代中国哲学。
作者：高海波，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长聘副教授，中国哲学史学会朱熹研究专业委员会秘书长、中华孔子学会船山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他得出的很多结论，对我们今天的明清儒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指导作用。
按照陈先生的说法：这些讲会在相当程度上成为理学发展的一种组织形式，并常常与地方风俗教化发生联系。） 在科学发展的今天，我们必须以完全清醒的理性来审视儒学的神秘体验。
）颜山农的言论行事也具有反智主义的特点，并且颜山农具有强烈的救世心态，处处显露着一种救世主式的自我膨胀，与其师王艮一样，都浸蕴着士大夫理学所不能有的风格，使他们的游学活动带有几分民间宗教的性格。）陈先生1986年写的《黄道周的生平与思想》可以说是为二周（刘宗周、黄道周）中的黄道周发潜德之幽光，该文言辞古雅，依据黄道周的传记和年谱，对黄道周的生平进行了详细生动的描述，对黄道周的文人风神、哲人气质及其忠孝大节都有了较为全面的介绍，读之让人如见其人，心生歆慕。另外，陈先生指出，《文录选》保存的甘泉七十岁之后的著作很少，而甘泉长寿，活到九十五岁，从七十岁到九十五岁之间，甘泉还多有撰述，而北大本则包含了很多这一时期的内容，对于研究甘泉晚年思想有重要的学术价值。颜、何一派的化俗和族的道德实践，不仅不反名教，而且是把当时的正统的道德要求落实于基层生活。
（《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第466页。）当然，陈先生也特别从理学史的角度，叙述了历史上理学家对神秘体验的一些批评，对神秘体验的工夫进路持保留的态度，认为这种内心体验作为道德修养的一种方式，其普遍有效性和可靠性就成为疑问，尽管有些人能于此下手终身受用。
国内所能见到的通行本为康熙二十年重刊的《甘泉文集》，所收内容并非甘泉文献之全部，很多甘泉文献已经散佚。在经济行为上，中国文化训练的人具有自我约束和勤俭执业的品质，在模拟现代化的过程中可发挥积极的作用，而功利动机的合法化则为中国人提供了心态的支持。
（《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第502页。在该文中，陈先生还注意到，方以智在后期《东西均》中基本思想不同于前期《物理小识》中的思想，如果说方以智在《物理小识》中的思想主要是唯物主义的，那么在《东西均》中，他的思想开始转向唯心主义。
） 陈先生在明清儒学研究中开辟的很多研究领域，已经被学界广泛重视，形成了很多新的研究热点。总之，北大本的发现，使湛甘泉研究的文献得以弥补，对推进明中期学术的研究必有所裨益（ 《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第574页。他从中得出的很多结论，对我们今天的明清儒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了指导作用，这些都是陈先生对于明清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巨大贡献。如对陆世仪良知与穷理之辨、识得分殊方是一贯、性善在气质即气是理的哲学思想以及其经世致用之学，都进行了重点介绍。
在易学上他主张易以推步，以象数为理势，推测人世治乱，承继的是邵雍的象数宇宙学和象数历史学。此外，陈先生很早就注意到《明儒学案》中有不少阳明语录的佚文，所以他又指导几位研究生将这些内容辑出，共得七十余条，后发表在《中国哲学》第十七辑上。
第二类则属于综合的研究，在方法上也不同于纯粹概念分析的哲学研究，而运用了比较宗教学、社会文化史的方法。借助《遗言录》，陈先生将《传习录》形成的历史彻底搞清楚了。
他的学术意识较能上接先秦子学，无论在人性论、名实论、声乐论上皆是如此。1995年，陈先生在日本期间，又从《王龙溪文集》等阳明后学文集中辑出近七十条阳明佚文，发表在《中国哲学史》2001年第1期上。
